田野調查，一個當代藝術實踐方法論的初步探問(上)

【文／王聖閎】

饒加恩作品《REM Sleep》影像截取畫面　藝術家提供

人類學已經失去對「文化」概念的獨佔權，而那曾是它與生俱來的權利。「文化」概念現在不只跨學科地使用，在一個漸增的全球社會（盡力理解其各式多元文化主義）裡更跨出了學院，甚至連人類學的次要文類—民族誌—也成了各種學者、作家、藝術家、舞者、導演、脫口秀主持人的新歡。在我們的年代，在這個特別的時期（承擔證言與見證，提供了對真理唯一且依然不穩定的把握），各種表徵的形式都該向其根源致敬，這些根源存在於述說、傾聽、謄寫、轉譯與詮釋的民族誌經驗中。—露思．貝哈（Ruth Behar），《傷心人類學》（註1）

關鍵字田調

繼「檔案」（archive）兩字，以及藝術家做為檔案建構者、管理者、收集者所展開的問題性之後，當代藝術與人類學在基本核心關懷、問題意識，乃至於實踐方法上的再次匯流，會是思考台灣當代藝術未來走向的重要關鍵。這一次，新的關鍵字或許便是：「田野調查」。 確實，已有許多紮實且值得探究的作品案例能支持這樣的觀察，例如侯淑姿自2005年起便展開的一系列名之為「亞洲新娘之歌」的創作計畫，長年深入在台越配的生命故事，並據此擴及她對性別、階級、身分認同，跨國移工與新住民等議題的關注。饒加恩獲得第十屆「台新藝術獎」的《REM Sleep》，同樣探索在全球經濟產業鏈下外籍移工的勞動生命，並透過重述夢境、反芻夢境的方式，揭露那些在異國異地裡被壓抑的心理狀態和情感結構。蘇育賢今年發表的《花山牆》，則是涉及對台灣在地宗教祭儀、歷史記憶與庶民生活經驗的細緻考察，最終透過影像敘事試圖打開一個嶄新的政治空間，藉以含納不同世代的政治想望。其餘，尚有「失落社會檔案室」（LSD）與姚瑞中在「海市蜃樓」計畫中合力完成的大型影像踏查成果、陳界仁從早年創作至《幸福大廈I》以來對台灣勞工階級的不斷關注、吳瑪及竹圍工作室在「樹梅坑溪環境藝術行動」裡長期耕耘的教育與社區行動方案，乃至於龔卓軍與其參展藝術家、工作團隊在「我們是否工作過量？」一展中，以超載的現地製作，大量的討論、採訪、書寫，試圖捕捉藝術工作者自身瘋狂的「超工作」狀態……。在此，我並無法採取一種全觀式（holistic）的談論法來涵蓋所有案例。這份掛一漏萬的名單顯然還可以更長。 簡言之，我們確實看到越來越多藝術家開始重視對他人生命經驗、對特定族群之歷史、情感及記憶，採取深入而縝密的觀察，並進一步將之匯整、轉化、再詮釋；藝術家們不再只是專注於私密的個人美學經營，或者個人風格語彙的塑造推敲。這類創作的背後，多半都涉及對其研究對象或參與現場的詳實考察（無論其成果最終是否直接呈現於作品之上），進而要求某種創作方法論及工作倫理秩序的轉變。如果我們能確切地說這是種田野調查或民族誌書寫的轉向，那麼，能否更細緻地探問它的實質內涵？而它與人類學領域為了培養一位敏於觀照異文化的民族誌作者，所設計出的一整套學術訓練及方法論又有何異同？

 敏感而纖細的說話位置

這或許不是容易回答的問題。不過聰慧的美國人類學家露思．貝哈從另一個角度為我們提供了些許思考上的路標。在《傷心人類學：易受傷的觀察者》（The Vulnerable Observer: Anthropology That Breaks Your Heart）這本充滿爭議性的精彩之作裡，她不斷以一種自我揭露、反思學術話語位置的書寫風格，詰問人類學這門學科的根本特質為何。人類學，雖然背負著源自歐洲殖民主義原始軀力的印記—認識「他者」，進而壓迫之、控管之—而遭受諸如功能論、種族主義、再現霸權等嚴厲批判，卻總能撐過來，並且變得更有包容力，更具自省能力。但如今，它面臨的是一個連人類學家自身的身分認同都陷入危機的重大問題：人類學家做為「觀照他者之專家」的優勢位置似乎不再；她對於階級、性別、膚色等界域的敏銳和執著，以及最重要的，民族誌書寫做為一種能夠確保文化多樣性、能夠深刻且脈絡化地掌握研究客體的強大工具，如今都已非她所專屬。包括記者、作家、藝術家、文史工作者、社會學家、紀錄片導演……等等，任何對「人」感興趣而需要從生命經驗之中汲取知識的專業人士，多少都懂得運用原本專屬人類學的基本方法—至少是極其稀釋而淺薄的那種。簡言之，方法論上的稀釋、話語位置的取代和消失，都讓人類學如今顯得脆弱，風雨飄搖。貝哈自省地問到：「人類學家大多已經拋棄他們的舊角色，亦即做為我們現代不滿之『起源』的專家，而我們有太多人現在都在家裡做研究，還有什麼讓我們與眾不同的嗎？人類學最終已變得非必要了嗎？」（註2）

答案當然不是悲觀的。至少自1960年代，紀爾茲（Clifford Geertz）的詮釋人類學（interpretive anthropology）及實驗民族誌趨勢以來，人類學家逐漸開始嚴肅反思研究倫理的問題，質疑田野述說的合法性由來，並且開始思考如何在方法論上，系統性地將「自我」與「個人」納入詮釋工作裡。（註3）易言之，即是在田野調查與民族誌書寫的工作中，時刻注意「自我反身性」（self-reflexivity）的重要性。因為在深度訪談及參與觀察的過程裡，田野工作者並非一個全然抽離的電子答錄機，在報導人眼中，她是活生生的對話者；她的談吐舉止、她的姿態神情、她身上所背負的知識及文化背景，都會極大程度地影響她與報導人之間的互動方式。自我反身性不是要求田野工作者必須小心排除這些主觀因素，正好相反，這是要求她如何主動在其田調過程中，反思這種總是涉及特定情感結構的動態知識生產過程，並適度透過民族誌書寫揭露之。貝哈那混合著學術論辯、自我剖析、散文及田調述說的獨特書寫文體，以及時刻揭露觀察者之角色、情感、說話條件與背景的姿態，即是這種自我反身性思維下的積極實踐。

【《典藏今藝術》2013年10月號；訂閱典藏今藝術電子版】