中華藝術網 日期:2014/07/27   編輯部 報導

「公民運動」與「藝術」的界線

話說回來，我們必須知道的是，上面提到的「藝術史」當然只是策展人懷柏的假設（或是該說是「期待」）。不管我們有沒有被他的史觀說服，回到展覽本身來談，「全球行動主義」所面臨的難題和每一個處理「藝術行動」的展覽相同：做為一個展覽，「全球行動主義」即便多麼強調「參與」、「民主」，它本身並不是「事件」、「行動」，而註定要在事後，用留存下來的文件、相片、紀錄來「再現」行動。正因為如此，做為展覽觀眾的我們仍然只是懷柏概念中尚未進化完成的「旁觀者」。在展覽期間，美術館曾經邀請行動分子對展覽空間「加工」。當他們在處處提醒觀眾不要觸摸展品的美術館牆上留下「請觸摸展品」和「運動無法被策展」時，我們看到的也是「藝術機構」和「行動主義」之間的對立關係。事實上，這個關係在歷史上並不少見：「行動」不僅是企圖打破藝術和生活、個人與群體、作著和觀者、主動與被動之間界線的嘗試，也是對於藝術機構的批評和對於被收編成作品、被神聖化、商品化為藝術的頑強抵抗。當然，後來歷史的證明，這些「反藝術」的革命終究都被「藝術機構」吸收、寫進了藝術史冊，放進了美術館。（藝術和資本主義需要的不正是這些源源不斷、供應不絕的「革命」、「反方意見」嗎？）但是，我們仍然得問的是，「藝術機構」在歷史化、理論化這些藝術行動之外，它能不能對於自己在社會中扮演角色有更大膽的想像？

回到「公民運動等不等於藝術？」這個問題上談。如果我們順著20世紀的藝術史讀來，很容易有一種「藝術和公民運動的區分漸漸模糊」的印象。不過，我們仍然得回頭檢視，為什麼在18世紀以後開始去區分「無用」的藝術和「有用」的科學，把藝術排除在日常和社會之外，認為藝術具有自主性和獨立性？在一開始，藝術之所以被賦予了絕對的自由和豁免權的緣故，是因為我們認為，藝術有能力在整個政治體制、道德規範之外提出超越整個系統的批評和想像。藝術不需要文以載道或是政治正確，也不隸屬、屈從於任何時空的範疇。就這一點而言，藝術基本上是與公民運動互相對立的，因為公民運動反對的正是藝術中的個人主義和自我中心。當藝術開始在20世紀迴身檢討自己的社會角色時，藝術開始介入社會，尋求更實質的影響力。不過，在歷史上，我們除了看到藝術的感染力（譬如說，藝術在1960年代平權運動中獲得的成果），也看到藝術在尋求影響力的過程中成為政治附庸的例子（譬如未來派後來投入了義大利法西斯獨裁政權的陣營）。因此，或許重點並不在於「我們能不能在社會運動和藝術之間畫上等號」，而是我們該如何在「藝術」和「社會運動」之間維持著它們聯繫的同時，也保持它們之間相互排斥的張力，在尋求社會改變的時刻，也同時捍衛著去想像另一個社會、另一種價值觀與另一種全然不同於當下生活的權力。《典藏今藝術》2014年6月號